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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非洲去，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决定。
“我们在科摩罗最小的岛上的时候，每一天保证用电的时间，基本不到4个小时。用水也是一样，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公共用水，就靠收集雨水或者泉水作为生活用水。”在去非洲之前，邓长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然而真正到达那里之后，面临的挑战超出了他的预期。
邓长生说，这支广东抗疟团队，有年纪大一些的教授，也有80后，90后。“这十几年，我们有超过260人次，工作时间超过了8000个工作日”，像邓长生这样坚守在科摩罗的中国抗疟人，一年至少11个月常驻非洲，有时春节轮到值班也不能回家。“我们后来开玩笑，这个团队的人只要在有水的地方就能活，有电没电都无所谓。”邓长生笑着说，像在陈述别人的故事。
既然这么苦，中国人为什么要坚持援助非洲？
“中国和非洲国家是患难之交，患难之交不能忘。”习近平曾用一句话道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中非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和非洲老一辈政治家共同开启了中非关系新纪元。
2025-08-03，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胜利后，随即面临法籍医生几乎全部撤走、国民缺医少药的困难境地。阿尔及利亚遂向世界求救。1963年1月，中国第一个向世界宣布派医疗队赴阿，开创了新中国援外医疗队的历史。
上世纪七十年代，为了支持南部非洲国家民族解放事业和打破种族隔离制度封锁，中国人民在自身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援建了坦赞铁路，60多名中国优秀儿女为此牺牲，长眠非洲大地。
据了解，中国迄已在非洲修建了超过6000公里的铁路，6000公里的公路，近20个港口，80多个大型电力设施，援建了130多个医疗设施、45个体育馆和170多所学校，向非洲48国派遣医疗队队员2.1万人次，诊治非洲患者约2.2亿人次。无数中国医者用大爱和生命浇铸起中非友谊的桥梁。
“全体科摩罗人民看到，从莫埃利岛开始，由知名专家李国桥教授率领的团队，与当地人同吃同住，晚上还要下去工作，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是在患难中，我们认清朋友、认清兄弟。”科摩罗联盟前副总统兼卫生部长福阿德·穆哈吉如是说。
中非兄弟情谊从来都是相互的。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努力打破西方遏制、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到一次次打掉西方人权反华提案，都离不开非洲兄弟的鼎力支持。
2013年，习近平作为国家主席首次对非洲进行访问期间，曾说：“中国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非洲国家纷纷伸出援手，有的国家自己也不富裕、人口不到200万，向地震灾区慷慨捐出200万欧元，相当于人均1欧元，这份情谊让中国人民备感温暖。”
现任中国援科摩罗现场工作组组长李国铭分享了这样一个故事：2020年初，中国战“疫”最艰难的时候，科摩罗的“科中友好协会”打算向中方赠送一箱口罩，但他们跑遍了当地的超市和药店都没有买到，最后决定募捐100欧元，向中国人民抗疫斗争表示支持。据了解，100欧元虽不多，但已相当于当地普通人一至两个月的收入，实属“礼轻情意重”。
李国铭说：“有困难的时候能伸出援手，我们就会始终肩并肩走在一起。”
“中国跟非洲国家的关系是双赢的合作关系，这个跟西方国家所说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与中国合作的特色是，中国在做非洲国家所希望的，他做的事情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想非洲国家所想，做非洲国家所需之事。这一点很重要。”福阿德·穆哈吉说。
“现在在科摩罗这个国家，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打招呼或者跟你握手说‘你好’”。邓长生说，“复方青蒿素快速清除疟疾”在科摩罗取得显著成效后，他和团队又去了肯尼亚、冈比亚、马拉维等多个非洲国家帮助抗疟。
“我们在非洲认识了很多朋友，他们五六十岁的人都有一个人生愿望，他们说，只要有机会，就想去北京，想去天安门，想去毛主席纪念堂看看毛主席……”邓长生笑着说，中非友谊，我们的群众基础是很牢固的。
(记者 张宁锐 江虹霖 张正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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